Censored passages from “Leftover Women” in PRC version “剩女时代” 4-15-16

Cuttings from Leftover Women

Leftover Women

Cuttings

剩女时代

译文

P4

Gender-discriminatory norms…a tight grip on information

p8

意在推进“社会工程”的一党统治状态利用大规模的宣传机器,对信息传播实施严格管控

P18

Literary critic Lydia H. Liu… than to empower workers.

P7

文学评论家刘禾(Lydia H. Liu)写道,全国妇联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跟共产党所采用的其他支配性机构颇为相像。”历史学家白露(Tani Barlow)则认为,全国妇联借用自身权力“支配女性并使其处于从属地位。”实际上,妇女的联合会张扬男性霸权这一特性,唯有劳动者的联合会压制工人而非为工人赋权的行为可与之相提并论。

P23

Yet, in the face of widespread… government-sponsored matchmaking.

P12

不过,面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不满情绪,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目标,使得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的各种方式具有了合理性。清华大学的几位社会学家于2010年发表报告,对中国政府执着于维稳而引起冲突和不稳定等恶性循环的种种方式加以详述。作为作者之一的孙立平教授估计,中国在2010年共发生18万次抗议活动和“群体事件”。自此以后的三年间,中国用于内部稳定的预算超过国防预算,喻示国内存在的各种威胁因素一直令政府非常担心。2013年,中国政府公开宣布其国防预算为7 406亿元,而国内维稳经费为7 691亿元,涵盖警察、国家安全、武装民兵、法院和监狱。维稳有很多“硬”办法,如对抗议者和异己分子施以逮捕、威胁和恐吓等。不过,为维持社会秩序而针对普通民众的“软”性意识形态类措施,如教育、媒体倡婚,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婚介活动同样十分重要。

P97

China’s Central Propaganda… on housing prices.”

P94

《中国数字时代》得到的资料显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多次向官方媒体发出指示,要求各大网站在涉及房地产市场调控报道时,务必引导公众舆论和宣传……必须积极宣传党中央和国务院坚决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各种努力]。这些被泄露的指示性文件要求中国官媒尽量避免房价这个“政治敏感”话题:“坚定履行关于房产市场的公众舆论导向职责。不举行有关房价的问卷调查或在线调查。”

P116

In today’s China,… in buying property.)

P116

在当代中国,一些父母宁愿把钱财交给侄子,也不愿意资助女儿用于购房,他们其实是在逆行明朝的做法,即没有儿子继承时,女儿对财产的权利主张往往不及侄子。(关于父母在资助购房问题上重儿子(有时是侄子)轻女儿的话题,参见第三章)。

P120

Therefore,… observed Liu, Karl and Ko.

P120

因此,与其说是共产主义者将女权主义思想引入中国——此乃中共历史的官方表述——不如说是女权主义经由日本将共产主义引入了中国,刘禾、瑞贝卡·卡尔和高彦颐如此认为。

P170-176

Human rights activist and…invisible and unrecognized.

P180

人权活动人士和女权作家/电影制作人曾金燕,与中国的维稳机器有最为不堪的遭遇。曾金燕于2006年开始通过博客记录警察对其丈夫胡佳,即对中国政府滥用权力的头号批评者的迫害。胡佳于2008年获得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罗夫人权自由思想奖,自此成为有名的异见人士,以致很多人只知道曾金燕是胡佳的妻子。我于2013年9月见到30岁的曾金燕时,她特别指出,近年间采访过她的外国记者大多只对她丈夫的所做和所感持有兴趣。尽管曾金燕因为嫁给异见人士胡佳而广为人知,但她回忆说“我们基本上没有时间打理婚姻。”在他们结婚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胡佳要么身陷囹圄,要么“被迫失踪”,即警察对他实行拘禁,却不将其下落告诉曾金燕或别的任何人。2006年,曾金燕打算赴国外求学,但她和丈夫均被限制在家,由警方对其实行严格监视。当局还在2007年没收曾金燕的护照,致其完全无法出国。

胡佳的连续失踪和入狱,意味着曾金燕需要独立承担责任,以应对女儿和胡佳父母在情感、经济和身体方面的需求,同时还得时常面临警方的骚扰,并被禁止从事稳定性工作。曾金燕说道:

 

胡佳因被迫失踪而回到家里后,我们仍处于监视居住状态。除了几个朋友开始时略致问候和打打电话,我们得不到心理和经济支持,也没有任何资源,什么都没有……所以那时我对政治犯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家庭成员产生了担忧。我后来丢了工作,警察老找我那些亲戚的麻烦。我研究了其他人权活动人士的家庭,发现他们很多人也丢了工作,或者得不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通常,当人权活动人士遭到拘禁时,其父母的医疗需求和孩子们的教育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所以,往往只有妻子一个人面临这些问题。

 

2007年下半年,曾金燕生下女儿四十五天的时候,一群警察闯进他们在北京的家里,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正式逮捕了胡佳,而被政府视为威胁的个人常常会背上这一模糊罪名。一个警察要曾金燕与他们合作,并提供不利于丈夫的证据,遭到曾金燕的拒绝。一个警察试图说服曾金燕离开自己的丈夫。“你到了别处仍然会有仰慕者,离开你的丈夫吧,”他这样劝说道。这个策略失败后,另一个警察威胁说要把她刚生下的孩子带走,每隔数小时才让她喂一次奶。

警察并没有实施后一项威胁,但在漫长的监视居住期内,他们不让曾金燕带着孩子走出家门。“我的女儿需要阳光和新鲜空气,”曾金燕向警察求情。“那些东西窗子跟前就有,”警察回答道。曾金燕说,胡佳回家的时候,一连数周乃至数月,都被迫与警察生活在一起,不可能有正常的婚姻生活。“你总要保持一点尊严。警察派了一个由心理专家和洗脑专家组成的小组,所以你得非常小心。你会变得极度神经质,对正常的事情也会反应过度。”她说道。

自2006年以来,曾金燕就因其在博客上撰写长期受到警察监视的事情而享誉世界(尽管当局将大陆地区对该博文的访问实行了封堵。)2007年,曾金燕入选《时代周刊》“力量、才华或道德典范使我们的世界改观的100位男女”榜单。她和胡佳制作的视频纪录片《自由之都的囚犯》,对他们被监视居住的经历进行了生动叙述。

不过,曾金燕始终孤身一人;她的博文终究无法替代真人交流。“胡佳入狱的时候,或者被迫失踪的时候,我好多次都希望自己才是那个蹲监狱的人,因为你在监狱外面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她说道。“我被警察孤立在社会之外。尽管我可以在互联网上多多少少表达一下,但我的现实生活其实很封闭。”

曾金燕曾经觉得自己是一个“极度情感敏感”的人,但由于数年来,尤其是当上母亲之后,每天都与警察打交道这一点,她变了:

 

我得学会与随时出现在身边的安保人员沟通。有一次,也就是[政府于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残酷镇压民主抗议者的]六四周年纪念日时,我觉得自己会受到严格监视,但没想到会严格到不允许我出去购买食物。我不允许出门,冰箱里空无一物。我感到十分痛苦……我需要压制自己的感情,和想得到东西的愿望,因为你如果没有了任何需求,警察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向你施压。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只要你有孩子,你就会有需求。你还得吃饭,否则就要饿死。你得劳动,这样才能挣到钱……还有,你的孩子每天都需要抱出去。

 

多年以来,曾金燕一直睡不好觉,因为警察老在夜间走来走去:

 

警察睡在楼梯间的一把椅子上,所以为了睡得舒服一点,他们老得把椅子挪来挪去。我可以理解。可碰巧的是,老在深更半夜,所以那也成为了一种威胁信息。那就是最初的情形。后来,我就开始梦见警察弄出声响,不管他们在与不在。

 

曾金燕曾经十分喜欢自己在北京的公寓,因为她觉得那是安全之所,可以逃避警察的骚扰。后来,一个警察提醒她,在家里务必要小心,因为当她不在家的时候,警察可能进入她的公寓进行搜查,她于是再也不敢在自己的家里畅所欲言:

 

我知道自己的房子受到了监视,所以我在家里很少说话。不过,你如果不跟周围的人交往会有很多问题。你会遇到家庭问题,以及很多很多其他问题,因为你很难说出自己在想些什么……一开始我这样想,如果我流露了感情,警察很容易就会发现,所以那样做很危险……不过,如果你长时间压抑自己的感情,却有得不到支持和交流,这样的情形真是很难。压力很大,最后你不垮都不行。

 

曾金燕说,中国警察控制人权活动人士的常用方法,是向其妻子或其他家庭成员施加压力,让他们说服人权活动人士不再惹麻烦。因为家里有人参加人权活动,她们的亲戚可能因此丢掉工作。警察经常骚扰曾金燕的父母、公婆和其他亲戚。“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我们前去参加他的葬礼。我们走一步,警察跟一步。一大家子人都烦我、胡佳,还有警察,”曾金燕说。

2012年1月,曾金燕为做一个项目需要出差几天,把女儿和丈夫留在了北京。八个警察来到他们家,先是检查了夫妇俩的笔记本电脑,随后将他们四岁的女儿在一个小房间关了一个多小时,以在饭厅对胡佳进行讯问。事件之后,曾金燕在推特上宣布,自己将与胡佳分开。2012年年中,美国政府将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斡旋出境,曾金燕也得以带着女儿,前往香港大学攻读性别与性方向的硕士学位。

尽管离开了丈夫,但曾金燕仍希望胡佳尽到做父亲的责任。2013年7月,她前往芝加哥参加女性博主大会(BlogHer)并发表演讲,于是将女儿交由胡佳照看数天。但当胡佳带着女儿来到深圳,正和几个朋友庆祝自己的四十岁生日时,警察再次从天而降,拘禁了胡佳。曾金燕通过推特知道了胡佳被拘捕的事情,顿时感到十分害怕。她有数个小时对五岁女儿的下落得不到只言片语,后来还是另一个朋友告诉她,她的女儿很安全:

 

我很紧张,所以回到家之后,写下了遗书。如果遭遇不测,我也要安排好女儿的生活。我不想让女儿每天跟她爸爸一起生活。度度假没问题,因为短时间的危险可以防控,但时间长了的话,我相信无法控制……我需要做好应对计划。因此,对他、对我们的女儿、对我来说确实很难受。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哪怕胡佳只是过过生日……我真希望这个年纪的女儿并不明白这些事情。越晚明白越好。我只希望她像个普通孩子那样过上简单的生活。

 

作为一名女性博主和性别研究人员,曾金燕非常清楚强权压制对中国女权运动的前景有多压抑。“整个社会的压制越来越紧,因此我不认为大陆地区还有什么真正的女权运动,”她说道。曾金燕还批评国际媒体极度忽视中国的女性维权活动。例如,曾金燕对2005年太石村罢免村委事件的媒体报道进行过研究。涉事村民多达几百人且多为女性,他们组织了抗议活动,并要求对滥权的村委进行罢免。知名女性研究学者艾晓明对太石村村民与防暴警察的冲突过程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在拍片过程中她本人也遭到警察殴打。然而曾金燕说,女权活动人士的抗争并未引起主流媒体的足够关注。她引用社会学家索菲亚·伍德曼在《法律、翻译和声音:一个中国村庄出于社会正义的抗争变体》一文,说明农村女性很大程度上完全变成了背景和配角,以衬托男性“英雄”唱主角演大戏。正如曾金燕所说:“我并不是说男人们所做的事情不重要,但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抗议者的声音却要经由男性主角之口加以表达,而这样的男性多为外来者,所以女性原本的形象和声音都已变得模糊不清。”

不仅各大媒体的维权报道如此,中国女性的声音在当代的诸多记录中都显得模糊不清。曾金燕作为受到迫害的异见人士和单身母亲,很显然在女性中并不具有代表性。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她所承担的繁重家庭负担,却对全中国的妻子和母亲都显得十分普遍,她们为养家糊口而辛勤操劳,但做出的贡献却常常被人视而不见,或不予认可。

P177

celebrities like Ai Weiwei

P181

艾未未

P185

Yet at the time of… with new initiatives

P190

然而在写作本书时,女权活动——抑或包含所有维权活动——的政治空间似乎仍在收窄。据一些人权团体统计的数据,截止2013年12月,因“非法集会”或“煽动颠覆”而遭到拘禁或逮捕的活动人士已经超过100人。其中一次为针对“新公民运动”的镇压行动,该运动集合学界、律师和自由人士,呼吁中国的政府官员公布财产,并惩治腐败。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权益与正义中心创建副主任艾华(Eva Pil)告诉《每日电讯报》,“新公民运动”的目标是“培养一种公民社会力量,其通过团结协作影响政治进程,从而催生政治变革。”艾华还说,该组织自形成时就是一场“没有领导者的运动,以确保核心人物遭到拘禁时仍然能够继续运作。”

因为李麦子所在的团体也采用“没有领导者的运动”策略,因此“新公民运动”成员所受到的镇压,对李麦子所在团体的未来行动计划有着噤若寒蝉一般的影响。“北京在最近变得愈发压制;已经有团体遭到关闭,我们目前也不敢举行任何形式的活动,”李麦子说。不过,政府的打压一阵松一阵紧,活动人士暂时低头,也可能带着新的计划重新露头。

P186

Since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s so oppressive.

P191

因为政治环境极度压抑,

P187

The government has inserted… an individual’s life

P192

政府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了个人生活中最细微最不起眼的角落……